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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小说界第一百期—— 著名作家弋舟鲁奖作品《出警》研讨会纪实

文章来源:陕西ope体育电竞app发表时间:2020-05-08

  编者按:4月28日,是“渭南小说界”开始文学研讨活动以来的第100期(群友462名),陕西省作协官网《陕西ope体育电竞app》《文學陝軍》指导,“渭南小说界”、《陕西文学》杂志、《华文月刊》杂志、《陕西文谭网》一起,荣幸地请来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弋舟,与本群的文友们一起分享他的鲁奖作品《出警》。

  著名文艺评论家仵埂,著名作家冯捷,作家林喜乐、关中牛、陈红星、野水、王炜、张娟、李培战语音发言。《陕西文学》杂志主编张铖,《华文月刊》杂志总编王继庭、副社长蒋九贞,《华文月刊》杂志常务副主编、《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陕西文谭网》策划李印功,参与了网络研讨。林喜乐主持。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并和弋舟互动交流,从七点半到十一点,还言犹未尽,开成了一道丰盛的文学晚宴。

  弋舟简介

  弋舟,1972年出生,现任《延河》杂志副主编。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2004年在《天涯》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锦瑟》引起广泛关注,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获选为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一名,短篇小说《随园》获选为2016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二位。短篇小说《出警》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还曾获第三、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第六、七、八届敦煌文艺奖、第二、三、四、五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首届“漓江年选”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青年文学》《十月》《当代》《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获奖多多,数不胜数。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丙申故事集》等多部,随笔集《犹在缸中》等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小说结构与人的观念

  ——弋舟小说漫谈

  仵埂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点评活动。我一直关注着我们“渭南小说界”,这个小说爱好者组成的朋友圈,在关中牛、李印功、林喜乐等人的努力经营下,越来越活跃,活动越来越多,搞得轰轰烈烈,真成了陕西文学一方崭新天地啊,它打开了文学的别一个洞天。非常好!到这儿来与众文学同仁讨论文学,高兴。

  今天是弋舟的短篇《出警》的研讨会。对于弋舟,我也熟悉,认识得比较早了,他没来陕西之前我们都认识了,在一块儿吃过饭聊过天。他的作品,我非常关注,心里也蛮喜欢。刚才听了前面这么多人的发言,觉得大家谈得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我得重新准备我的发言了,因为我要发言的内容被前面发言者都说了。你看野水说得多好:作者娴熟地运用不同时空去结构情节,过去完成时态和现在进行时态相交错运用。还有像关中牛的分析、林喜乐的分析都很细致很扎实,包括第一位发言者冯捷,谈作品的孤独感,抓住小说主题来谈,非常好。王炜的分析,从人物的一个抽烟习惯动作细作剖析,这本是我想谈的一个点,那我只好不谈了,或者谈的时候几句带过。

  就一个短篇来说,这个人从主题这个角度说,那个人从人物性格分析,还有从小说结构和人物的活动背景分析,亦有王炜的小说细部分析,以老郭和老奎的抽烟与人物的性格塑造关系来说,这林林总总,不同角度的切入,都谈得非常好。

  我只好转换一个角度来谈,谈这样三个问题。

  首先,就弋舟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而言,他给我们陕西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风,这个新风的含义,指的是他所走的路径,和陕西以往作家的路径是不同的。我所说的这个不同,更多的是指弋舟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感。他不是传统意义上那些称之为古典主义或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或者叫做现实主义作品。弋舟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感,更多地表现在注重人物的内心描写和刻画,更多地注重了不同视角的转换,就像野水刚才说的,不同时空的交错,像这样一些手法和这样一些特征,恰恰就是现代性特征。各位同仁,我所说的弋舟作品非常具有现代感,这个现代感,是从两层意义上来谈的,第一层意义是,从作品的整个主题来看,弋舟刚才自己表达的世界观问题,当然,在我看来,弋舟在他的作品里着重要传递的是人的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所说的人的观念,不是古典传统意义上对人物的塑造,那叫做英雄观念,如果塑造英雄,那就塑造一个超凡绝伦的,或者说是高出常人一大截子的有着大能耐的那种英雄,不是!弋舟的作品,总体有一种倾向,尽管我看了他的部分作品,没有全部看完,在我的感知性把握里,感觉到他笔下具有现代的人的观念,他不塑造英雄,我指的是那种高大尚、高大全的英雄,甚至也不像有些传统的经典性的作品中的人物,他们大都是生活中的强者,如路遥作品中那种准英雄或者强者,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等等,或者如陈忠实作品中的白嘉轩、朱先生、黑娃、鹿兆鹏等。这些形象,还带有典型意义上的代表着某一类人的特质,他们还是半英雄的强者形象。弋舟笔下的人物,却没有了那样一种光环,不是那种形象。假如说陕西原先的写作传统里,人物身上的壮浪情怀是其基本特质的话,而且这种特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性形象,那么,弋舟塑造的则是凡人、常人、甚至是无助的人,是社会中的平凡人,是我们身边常常遇见的人。

  在《出警》里,我们看到三个警察和一个老混混老奎,当然还有次要的出场人物如老教授之类。这些人物呢,你能感到他们的出境仿若与我们一样,处在同一个孤独的天空下,都是有困窘和难以派遣的某种境遇,作者将视角完全放下来,平视他的人物,带着悲悯的心,关注这个被遗忘的层面。警察的孤独和警察关注对象的孤独,他消解了那种一般意义上构成的高大威猛的警察形象,那种轰轰烈烈的破大案、抓坏蛋式的影视式警察幻境,他写了警察的日常,这个日常中的繁杂忙乱和琐碎劳累。

  第二,弋舟作品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弋舟作品的一个非常亮丽的特质,就是它能够准确地、细腻地攫住人心,或者叫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弋舟作品的心理描写,非常传神,这不是仅仅一部《出警》所反映出的。我记得曾看过他的另一短篇,叫《爱情诗》。里面写的是一个偷情的故事,庞安与林永靖夫妻都是医生,在一个医院工作。院长乔戈为了与心慕已久的庞安医生重温美梦,派庞安的丈夫林永靖出差外地开会,他好寻得空间与庞安圆了他觊觎已久的美梦,但两人尽管去了宾馆,却未能成就好事,那种心理的捕捉能力,实在是高明。作品转换了五六个视角,写不同人的感受,庞安医生的视角,丈夫林永靖的视角,乔戈院长的视角,医院小车司机管生的视角,这样构成一个不同视角下的整体感觉,当读者从不同视角感知事件时,你就会升腾起造化弄人的命运感。乔戈与庞安终究没有如愿获取肉体之欢,林永靖出差兰城恰合其心愿,这儿就有他的情人在,他们俩如愿幽会,又如愿满足,但却在林永靖送女友时,遭遇到其夫,而被摔倒在地,碰上石凳而成为脑震荡,在他愤怒质问妻子庞安为什么没有管好锦鲤时,妻子却在购买锦鲤时与小车司机管生相爱了。作品捕捉人物心理的智慧和能力如此娴熟高超,一个事件那样的回旋往复,你想不到最后竟是那样变化,人物顺着那样一条路线走了,沿着一条你意想不到的轨迹,行走下去,构成出人意料的结局和命运,但是,又如此符合情理,符合逻辑。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在这一点上,跟大家来分享。

  在弋舟的作品里,小说创作的两种最为要紧也是最为基本的能力他同时具备了,所以我对他抱有极大的期待。我指的两种能力,就是小说叙事形成的对社会和人的观念稳定而成熟的架构能力,以及结构操作故事的架构能力。先说后一点,作家架构故事的能力,实际就是作家以自己的心量来打量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是他在以自己的心量打量世界时,同时也是在结构作品。他的生活认知,他的人物行为和环境要素,这些方面,弋舟具备了。具备了用他的心量结构人物的能力。别看这个小小的短篇《出警》,里面蕴含着作家的人的观念。大家都读了,就是这个人物的观念能否扎根在你心里,而他能够构筑出来老郭和老奎这样一对儿,以及以“我”的视点联通起来的老郭、小吕这样三代警察的代际接续。在三代警察的运行关系里,他们彼此是温暖的、体让的、有着战友般情义的。在对待老奎这个“重点对象”中,传递了警察代际相传的某种温馨和成长,里面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的观念,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当然,凡小说,必涉及到人,必有着人的观念,但我在这儿说的人的观念,有所不同,这儿我特指作家在小说中传递出的那种警察与潜在对手之间的人的观念,那种消解了传统英雄主义情结的人的观念。在这种观念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三头六臂,谁也不是超人,甚至也不是我们影视作品中见到的那种冷峻、威猛、智慧、身手不凡的硬汉,不是,原来警察就是这样陷在没有故事的日常里,婆婆妈妈地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

  这是我说的弋舟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了这样一种东西,而且他清晰地悟觉,鲜明地表达。整个作品,就笼罩在这样的世界观以及人的观念之下,这是他对世界的认知。一个作家,你怎样认知世界?你笔下就是那个你认知的世界的样子。路遥认知的这个世界,里面没坏人,你看路遥的作品写过坏人吗?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上百万字,竟然没坏人,你觉得奇怪不?即使二流子王满银,也是被他的婆姨——孙少平姐姐喜欢的不行,身上也含着十足的又好笑又可爱的劲儿。路遥就是这样认知世界的呀,他笔下是好人和好人之间的冲突。陈忠实的作品就不一样,《白鹿原》里的鹿子霖、白孝文,田福贤明显就是坏人。

  作家的认知里面包含着作品的结构,这一点我跟弋舟的看法一样。你何样眼光打量你的生活,你就会以何样的眼光来结构你的小说,两者是同构的。我曾经跟林喜乐聊天时说过,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历经的生活没有宿命之感,你就无法结构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的结构和作家对人物命运感,二者之间,有一种这样的特殊的神秘的感觉。

  第三点呢,就是弋舟对小说叙事技巧的把握。我说的技术性把握指的就是他对整个作品情节的架构,对人物特征的刻画,对环境的描写再现,对心理的拿捏开掘,场面的叙述节制,这些都达到了娴熟运用的地步,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技巧。你看他如何处理人物和物象的关系,处理得多么妙!我为啥赞同王炜的那个分析呢?就是因为他从老郭和老奎之间“烟来烟往”这个点分析,说得较为透彻。我要说的是,弋舟作品中人物和物象之间的关系,运用的非常独特。什么是人物和物象呢?就像《出警》里,老郭和老奎,通过“烟”这样一个物象表达两人之间独特感觉。这个物象不是外贴在人物身上的,它内生于人物性格之中,甚至和人物的命运走向关联。小说描写混混老奎,把烟扔到地下,狠狠地用脚蹍那么一下,人物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弋舟特别会将物象和人物的性格或命运自然连载一起,假如说《出警》中两者的关联度还不够紧密的话,那么在他的《爱情诗》这个短篇里,人物的命运走向与物象就紧密关联在一起了。小说里用了一条名叫“大正三色”的锦鲤,这条鱼儿贯穿整个小说,而且构成了朦胧的玄幻的带有宿命感的意向,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种神秘笼罩在人物命运行进的途中。物象与人物之间,各自沿着各自的路径走,有交叉又自有轨迹,天衣无缝。在相互关涉中人物发生变化,故事向前推进,命运有了位移和改变。这就叫艺术,是艺术的高手。写东西时,他懂得这些,妙用得法。世间万物和人之间,难道不正有着一条难以言明的因果链,它通过作家之手揭示出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谢谢渭南小说界,谢谢关中牛、林喜乐、李印功,谢谢各位文坛同仁。 (李培战整理)

 

  仵埂简介:西安音乐学院、西安培华学院教授,艺术哲学方向研究生导师,文艺评论家。任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委员;陕西“柳青文学奖”评委、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在《光明日报》、《南方文坛》、《中国作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小说评论》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论文及评论260万字。其理论作品《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小说的伦理精神》等,获陕西省文艺评论奖、柳青文学奖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等。《影视鉴赏》一书,获陕西省教育厅优秀教材奖。专著《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获陕西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获得者。

 

  好小说的气场

  冯捷

  亲爱的渭南小说界的乡党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冯捷。能够和大家相聚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我心里无比的高兴,仿佛窗外这灿烂的晚霞一下子驱赶掉了几个月来疫情笼罩在头顶的阴霾。夜色是这么明朗,我似乎都能看得见我这颗在晚霞的映照下、喜洋洋的、温暖的、快乐的心的颜色。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样的夜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讨论著名作家弋舟先生的小说《出警》。说起弋舟先生,大家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他无疑是著名的小说家,是获得过中国文坛大奖的作家,是新世纪陕军东征的猛将,也是我们陕西、还是曾经的甘肃、乃至全中国作家群中势头最为凶猛、成绩斐然的作家之一,不是我们的贾平凹大师就信心满满地说过:他早该得奖了吗?他得奖了!短篇小说《出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弋舟先生的其他小说,比如:《李选的踟蹰》《刘晓东》等,我曾在兰州工作时期就读过,也曾无数次地听兰州的朋友们说起过他和他的小说来,可我从没有机会与他谋面、请教。还是我们陕西的气场大,去年(2019年)的夏末秋初的一天,也是傍晚时分,我的同学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获得过矛盾文学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的柳建伟先生来西安,自然有陕西文坛大家、陕文头、西影长的领导和其他知名人士、朋友们作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就是那次,我有幸见到了弋舟先生。

  他竟然这么年轻、俊朗,不说话,内敛,一双眼睛很圆、很深沉,但是亮晶晶的。用眼睛观察、思考、评判着周围的人。仿佛那双眼睛就是交流的窗口和自己的阵地,既随和热情,又灵动敏感,还闪烁着几分机警的男性的少有的阴柔。总之是有特色的美的眼睛和有个性的人。而这样的男人,写出了那么漂亮的小说来,是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感到赏心悦目,并且抱有殷切的期待的。

  果然,小说《出警》,先让我有了阅读的渴望?我就在想:应该是警察题材吧?是现实社会比较别样的、比较深沉的某一个群体、某一个侧面吧?是男人的世界里的精彩吧?总之,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点点的心里杂质(私情),开始阅读《出警》的。

  小说是通过三个警察来呈现世道人心的。一个老警察,一个入警五年不新不老的警察,一个初入警的新警察。他们主要面对了一个半对手:老恶棍老奎(既坐牢蹲狱,又拐卖自己的女儿的罪犯)和教授(一个因孤独羡慕而诬陷邻居的诬陷者)。之所以说一个半:是指老奎从一开始的接触到自首,是贯穿全文的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是完整的那一个。而作者的注意力和笔墨并不在教授这里,所以我称他半个。

  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中间不新不旧的警察“我”。这个“我”用小说中的话说,是个“内心戏比较多”的那种人。而因这内心戏一多,必然就为叙说者“我”揣测人心,揭示人心提供了方便之门,让读者始终在隐隐约约地不得不跟着我的心里暗示走。这也正好暗合了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就是要攻破人心,擅长心理分析,以便找准罪犯的命门的职业特色。

  整篇小说基本上没有泛滥的、情爱的女人戏的渲染和拼凑,只有我的摔伤了股骨头的母亲、新警察的女友、漂亮的“电动车”和老奎卖掉的女儿,被不同程度的提到、点到过,就像一幅画中的点缀,是生活背景的需要。因此小说读起来干净、深沉,有风度。

  可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让我最为倾心的是:小说从头到尾氤氲着一股气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既简单又粘稠,始终在人的周边,在人的精神上弥漫着,蔓延着。好比一个人掉进了云堆里,你站不起,走不快,又摆脱不了。你很无奈,对,就是无奈这个词。继而很悲伤,忧愁不展,百般无聊,这种情绪就像是一团浓稠的粘液一样缠裹在你的精神上,一点点地腐蚀着你,逼迫着你,激怒着你,直至把你逼向极端。

  这种情绪,就是好小说的气场!

  好小说的气场就像一曲音乐,会一下子抓住你的心,紧紧地吸引着你,让人物、故事连续的荡漾在其内,它仿佛与生俱来,它仿佛从遥远的天边隐隐地传来。《出警》中无论是老罪犯老奎,还是诬陷者老教授,都是被这种“东西”挟持了,受不了了,走行极端的。他们生出事端,犯下罪恶的。

  可见这种东西,以及这种东西背后的气场(情绪)有多大,它是一种控制不了的无奈,一种无奈后的报复。因此,这种报复对一个生命的杀伤力、对社会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恐怕这也是作者写作的意图所在?倘如这样,我倒觉得弋舟先生的高明之处正在这里。直逼精神层面,抵达灵魂深处!

  那么,这种气息、这种情绪是什么呢?

  人们爱把这种东西叫做孤单、孤独。作者在小说中也明确的指出,这是一种是孤独、孤单。可我认为仅仅这样认识是不够的。老年孤独、孤单只是一种表现层面。当然,人一旦陷入到孤独这个层面里,就如同踩在云堆里,是很无奈的,也是很无聊的。可其实这种无奈也罢、无聊也好并不是终极的可怕,最可怕的是人陷进去,到了无法自拔的那一步后,反而会被这种情绪所鼓舞,然后行动起来,然后走向极端,甚至走火入魔的。因此我认为,这种情绪背后所酝酿的那个行动,那个一种奋起的报复,才是最为可怕的。否则,你只是发现、展示、那怕是带着同情的目光对待老奎们因的孤独、孤单所犯下的罪恶,都是不够的。那样,你就完不成老奎的良心发现之自首。老奎的良心发现并不是晚年凄凉境遇的逼迫,而他真正的良心觉醒。这份觉醒,也许是被“孤独”拯救的?也许他知道,人是最终战胜不了它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会发问了: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老警察老郭的那么多的心理、行为、情感遭际的陈述,都不是白写的,他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去关心

  一个孤独者、一个孤单的恶棍的吧?还有,新警察对“诬陷犯”教授的重新认识,以及叙述着我的种种、种种,统统提供给了人们阅读、思考,完成灵魂的拷问的过程的。

  在这个过程中,孤独仿佛月光和夜色,是故事的底色和背景,也是小说的来路和归途。小说的高级之处就在这里,这些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离奇叵测的故事,不仅仅是对人生现状、对社会复杂关系的揭示,甚至不仅仅是对人性恶的社会性剖析,而是通过这些提供给了人们阅读、思考,完成灵魂的拷问的过程,一个精神苏醒的眠床,也是灵魂搏击战的竞技场。

  因此我要再次强调,这就是好小说的气场,气味和气质。是一种别样的情绪。这也是《出警》带给我的最为深刻的思考。

  还有,弋舟的横空出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陕西作家的固有的看法,人们大多认为:乡土文学、宏大叙事是陕西文学的传统,也结下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等大师们如此。然而,弋舟却不拘泥于乡土,而是将笔触伸向了城市。弋舟说过: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可我们身处斗转星移的时代,现在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我写的是真正的城市吗?不,我写的依然是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的变迁。

  说到这里,我便想起了陕西的另一位非常有个性、极其出色、也是我极其崇拜的作家杨争光先生,他的小说《黑风景》《棺材铺》,还有《老旦是棵树》都是弥漫着一种别样气场的好小说。我多么期待我们的界长大人也能有机会组织大家,评评这样的小说来,杨争光先生是从我们陕西走向深圳的好作家。同样是我们的骄傲。

  总之,读小说《出警》,说弋舟先生,想杨争光老师,都是一件多么有意义而愉快的事情。感谢界长给我再次提供这样一次的珍贵的机会,感谢大家的包容让我在这里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感谢这个美好的夜晚。我的发言就到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批评指导,并拿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来,让我们渭南小说界更加热烈、活跃和迷人!

  最后,我用一句话给我的发言起个名字:好小说的气场。

 

  冯捷简介:毕业于解放军军医学校,后弃医学文又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继而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深造,再后便到了兰州军区创作室当了一名专业创作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家协会。出版有长篇小说《石窨子》,中短篇小说集《从夏到冬》《丑丑的天空》、纪实文学《黄山坳·红风景》《李烛尘》、散文集《风花雪月·昆仑》《左岸右转》、书画集《绿肥红瘦》等多部文学专著。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十一届全军文艺奖、首届解放军图书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14中外诗歌大赛一等奖。

 

  人性的悲凉与拯救

  ——弋舟小说《出警》的深刻性

  林喜乐

  我保持一天阅读一遍的频率,连续读了五天,每次读完,感觉自己越来越像行走在人群里的孤单者,我的抗拒意识,不断给我挣扎的自觉。挣扎或许是徒劳的,但我相信小说《出警》中的四位老人——老郭、老奎、老校长和“我妈”,应该都有和我“感受”大致相同的心理。

  孤单如影随形,空气一样弥漫在每个人周围,我们是如此讨厌孤单,可这种消极基因是无法消弭的,只能尽可能减轻。减轻的办法因人而异。小吕陪女朋友一块打发“大把的时间”,而“我”“是想在家多陪陪我妈。”读过多遍,应该就能感觉到,从这里开始,小说已经开始为孤单做铺垫了。

  小说在轻描淡写般的叙述中,暗暗地聚集着“人性”中阴霾般翻卷的“孤单”,而且随时都会袭来。前面多段文字看上去是在讲述片警的工作环境和日常的琐碎任务,不过,在我看来,小说是在交代普通生活空间中的普通人们,接下去的人性无法抗拒的孤单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随处可见的生活现状中。如此普通的环境和寻常的人家随处可见,说明小说描写的人性的“孤单”也是随处可见的,是带有普遍性的。

  小说文本并没有交代老郭用什么手段降服了老奎,读过多遍,应该能知道老郭用的手段是:陪聊。目的是减轻老奎的孤单感。老郭是了解老奎的,他最懂得这个“孤老头”需要的是慰藉,哪怕一块抽一口烟,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就“矮上那么一截地坐”一会,老奎的孤单就能得到缓解。老郭充当的其实是心灵拯救者,哪怕对方是一个“老恶棍”,警察一样有爱心或者义务。送老奎去敬老院时,“两个老头都不说话……坐在后排的他们,居然手拉着手。”这或者是两个孤独的老人的相互理解,哪怕是警察,老了之后也会被孤单纠缠。

  正因老郭能给老奎解除寂寞,因此,老奎顺从老郭。而“我猜老奎沾着唾沫卷出的烟,挺对我师父的口味。”显然没有猜对,可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当时的“我”,对孤单还没有深刻的体味。老奎在拆迁中故意找事,“扬言要再杀一次人。”找事的目的或许是想借此打发难耐的时日,要“两套一居室的楼房”可能倒是其次。因为,后来老奎反省一样说过,“我都后悔为啥非要那么大的房子,不如回监狱去待着。”其实“那房子并不大,一居室而已。”可对被孤单折磨得快要窒息的老奎来说,一居室已经相当大了。

  老奎其实也暴露过自己害怕孤单的心思,他说:“早知道当年把人弄死算了,活着就是受罪么!”而“我”的理解是,“没料到时隔多年,他还能放出这种狠话。”显然,“我”没有理解老奎这句话的深意,老奎的意思不在于杀人,而在于“活着就是受罪”。这时的老奎深受在孤单中煎熬的滋味,老奎是混混是老恶棍是粗人,说不出人性里的那些东西,“我”替老奎说出的“肉价太贵,假货满天飞……”这样的话,只能说明“我”不理解老奎的心思。当然这样写,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在隐藏真实意图。

  “我”一直没有理解师傅老郭制服老奎的方法,“如今我成了小吕的师父,我该拿什么给他言传身教?”不过,“小吕这个人挺爱自己琢磨事。”小吕把老郭的故事当成了教材,并且琢磨透了,因此才能“拿下”老校长。因为,老校长“儿子去美国三年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吕主动陪老校长说了一晚上话,顺利得到“见不得邻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看了堵心”这句真话。可以说,小吕传承了老郭的衣钵,传承了拯救老人于孤单中的方法,他悟到的才是老郭从警的真谛。

  尽管老校长是知识分子,老奎是混混,文化层次有别,可他俩对孤单寂寞的感受却是如此一致。引申而言,贪婪、好色、揽权等人性的阴暗心理,像孤单一样令人无法抗拒,与文化层次并无关系。

  老奎终于抵挡不住孤单的折磨,千里寻女,却并非良心发现,而是为了寻找而寻找,说到底就是借此打发寂寞。没有找到女儿的老奎,回家后开始“报假案”,“我”去老奎家之后,终于弄清了老奎“报假案”的用意,“可能说什么对他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说话本身。”至今,作者已在逐渐点明小说要表达的主题,可并没有明朗化,我们被作者牵着鼻子又开始顺着小说思路往下看。

  为了对抗孤单,老奎的动作越来越大,不但上门“自首”,而且要求“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把他先关起来。”老奎这样的举动,并非“良心终于发现”而是有了“可是给说痛快了的惬意”。行文至今,基本可以判断作者要写什么了。

  一个老恶棍“敢杀人,敢卖闺女,敢当钉子户,可是不敢承受老了的‘孤单’”。他没有背上良心谴责的包袱,也没有为自己犯罪行为悔恨的迹象,却被时刻缠绕在身边的孤独打败,并不得不向孤单屈服。老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是向媒体爆料,惹出事端后,老奎“眉飞色舞”就不难理解了。老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营造对抗孤单的氛围,甚至不考虑任何后果,这和老校长诬告邻居“在家里制毒”没有本质区别。

  给老奎办理入住敬老院手续时,“我”问,“为啥要在一把年纪了的时候想到来自首?老奎不搭理我。”突然又说,“就是孤单么,想跟人说话。”至此,作者把全部谜底解开了,也印证了我的阅读感受。老奎、老校长、甚至充当拯救者的老郭(退休后的老郭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孤单的泥淖)的异于常人的所有行为,作者统一给出了答案——孤单所致。

  那么,“我母亲”不孤单吗?小说交代,“我爸去世得早。年前我妈起夜时摔了一跤,摔断了股骨头,手术后就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更易陷入孤单。可小说没有交代“我妈”的孤单,而是说值班之后“在家多陪陪我妈。”并且要带上妻子做好的“我妈爱吃的东西”。有这样的爱心和陪护,“我妈”自然不会孤单,也自然不会施出来老奎、老校长们故弄事端打发孤单的手段。

  可是孤单像草原上的狮子,人类像群奔命的羚牛,随时会被孤单猎杀。因此我也有了“可能最后我也得把我妈送进来,可能最后我自己也得被人送进来。”的悲哀想法。孤单无法回避,只能减弱,小说给出的办法是,年轻人可以恋爱,老人需要陪同说话,一家人可以“其乐融融”。可见,亲情能减弱孤单,警察也能陪你聊天,拯救你于一时,却无法消除这种人性自带的消极基因。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人与人隔阂明显,亲情不断受到金钱挑战,友情常常成了利益的俘虏……那么,到底用什么方法拯救人类于孤单中呢?恐怕还要继续思考。

  小说结尾一句“人活着已经是在苦熬”震撼得我灵魂疼痛,这一句点睛之笔道出了作者对人性理解的深刻性。这篇小说,是作者驱散了社会杂相,还原了人生本意的典范之作。

 

  林喜乐简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作品见于《北京文学》《大家》《散文》《小说月刊》《滇池》《草原》等杂志。出版有散文集《品读昨天》、短篇小说集《顺阳故事》、长篇小说《解冻》《客居长安》、历史类图书《陕甘宁边区税史笔记》《陕甘宁边区盐业盐税史》及影视作品《生死存亡》等十余部。

 

  当人面对生命中无法承受之孤独时

  ——读弋舟短篇小说《出警》

  陈红星

 

  大家都知道,弋舟先生的短篇小说《出警》是一篇获得中国文学领域令人瞩目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的作品。阅读这篇作品时,我就在想这篇作品到底因为什么样的特质而获得这一大奖。它既然获得了这一奖项,必然有其获奖的深刻缘由。我想,这也是许多读者在阅读类似获得诸如“鲁迅文学奖”这样的作品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读懂了一部该部作品,也就算了在一定程度上读懂了作者通过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与情感信息——当然这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全部。

  我首先想谈关于孤独这种人类普遍具有的感受问题。

  阅读《出警》这部作品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虽然它的情节是简单的,语言表达是内倾式的——这和传统的小说中那种重于描写的方式是有质的区别的。作者更多的是在讲述,从而将读者置于了一个故事聆听者的位置,并且渐渐被作者带入到了他的质朴温厚的叙述之中去了,渐渐地感受到了作品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品质,并且感受到了一种它真正触及人性最深处的东西——我们所共同具有的内心的孤独感。我想,这一点正是和鲁迅先生的作品诸如《在酒楼上》《孤独者》《示众》《伤逝》等作品所传递出来的情感精神相契合的。

  作品《出警》讲述了一个大学毕业后从警五年的警察“我”在师傅老郭退休后,在和老奎——一个罪大恶极的恶棍——之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接触过程中所发现的人性的罪恶与对孤独所产生的恐惧和解救织构在一起的故事。作品中,在介绍了和师傅老郭在上门初识老奎后,作者用大段的篇幅素描了作为警察的“我”的日常工作,其工作内容可谓无事不有,诸事皆涉。最后,作者以一句“差不多就是这些事”做结,语含平淡,但情从语出。这些描述,可谓一副“我”的日常警察工作背景图。在这样的背景上,使接下来的老奎的出场便显得全场寂然,浓墨重彩,也正如同黑板上写字——一目了然。

  “重点人口”之一的老奎当年因为致人伤残,入狱十八年。出狱后,已是妻离家散,换了人间。然而他却不思悔改,因为要报复“世道和人心”,他竟然很快连自己二十三岁的女儿也给卖了曾经的狱友。对于这样的一个恶棍,在他从重庆到上海寻女未果独身归家之后,他的情感不是对自己一生中一桩桩丧尽天良的罪恶——包括以武力威胁到的家庭住房——进行真诚的忏悔,相反却是他从内心所感受到的无法排遣的巨大孤独。作者说,他的房子已经放不下一个老混蛋的“孤独”。那么到底什么是孤独呢?作者说孤独“这玩意儿好像有体量,而且呈弥漫状,随物赋形,无孔不入,能把整个世界都塞得满满当当。”相信在个人情感中有过这种孤独体验的人,是不难理解作者关于孤独的这种具象化的描写的。抽象的东西具象化,正是文学的魅力之一,从而帮助人们理解生存生活生命。

  老奎能够承受自己的桩桩罪恶,却无法承受伴随这些罪恶而来的这种如影随形的孤独,也许这正是生命对于他过去的罪恶的一种因果报应。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常识是,没有人喜欢进监狱,更没有人喜欢“二进宫”“三进宫”。但老奎却因为这种巨大的孤独感从而希望自己再次被抓进监狱,以驱逐自己内心挥之不去的孤独。由此可见这种孤独感对他的身心产生的影响是何其剧烈。这让我想起欧亨·利的小说中《警察和赞美诗》的主人公。不想进监狱的人的想法都一样,想进监狱的人却各有各的想法。从这样的意义而言,孤独才是对人的生命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而世人所渴望的忏悔倒变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了。老奎为了进监狱,竟然不惜跑到报社对自己昔日卖女今日投案自首的行为进行爆料。这足以说明他想以进入监狱驱赶孤独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在常人想来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他来说却显得多么的顺理成章。而这一点,这是完全符合他的情感思维逻辑的。因为除此之外,对于老奎来说,已经别无他途。这大概正是生活生命的诡谲化戏剧化之处,也正是人心人性的令人感到的复杂困顿之处。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我”后来一个人到老奎家时,所感受到的“我看出来了,可能说什么对他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说话本身。他的嘴巴就像是台生了锈的老机器,重新运转,吱吱嘎嘎地颇为费力。而这费力的运转,却能带给他不一般的快感和惊喜。——他有点儿兴奋。他都快把自己给说醉了。”由此看来,渴望倾诉和交流,带给了老奎何等的精神享受,而老奎的一句“就是孤独么,想跟人说话。”则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这是理解他后来的所有举动的最根本的钥匙。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交流宣泄,“这回我走的时候老奎还送了我。”而我第一次和师傅老郭离开老奎家时,“埋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这个老恶棍,都只是个与世无碍的废物了。”前后对比,仿佛是两个不同的老奎。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孤独与否,一个人的交流机会的多寡,都在真正地影响着这个人的精神面貌。

  孤独感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消极情感,只有真正感受到他的人才会避之如瘟疫。

  《出警》中,这种孤独感不仅老奎体验如此强烈,而且在其他人的身上也存在着。诬陷他人的老校长也是因为儿子去美国三年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硬是拽着我说了一宿的话。老头就是“见不得邻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说是看了堵心。”由此可见,孤独能够给人特别是老年人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伤害。

  而作为我的师傅的老郭,虽然和作为自己的工作关注对象的老奎是处于毫不对等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但在面对每个人都会产生的生命的孤独感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面前,却是惺惺相惜,同类相怜的,或者说是高度默契的。在带我第一次和师傅老郭去老奎家时,“我”的感受是“说什么可能也不重要,就是有人说话有人听。”在送老奎去养老院的车上,他们两人“居然手拉着手。两只满是老年斑的手彼此扣着,像盘根错节的枯树根咬合在一起。”“我”所看到的这些情景,不正说明了孤独其实是每一位老人散发出来的生命的味道吗?在面对孤独的问题上,没有贵贱之分,高下之别。

  其实,对“我”来说,是想在家多陪陪我妈;对于我的徒弟小吕来说,是想值完班后就能多出一天时间去陪女朋友。这些都说明,孤独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命客观存在,从而也是一种普遍的精神诉求。尤其是对于鳏寡孤独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正是作者所想传递给读者的一种生命认识。

  人生世上,不仅要忍受诸如自然界的严寒酷暑,更要忍受内心深处的孤独苦闷。在作品的最后作者说:“人活着是在苦熬”,在我看来可谓作品最后的点睛之笔。其实哪个人不是在孤独中存活于这个世界上呢?就此而言,作者表层意义上写的是出警,而深层意义上则揭示的是人的真正存在形态,这正是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呈现出来的本质困境的真相,以及就此通过文学话语向社会和读者所发出的警示和寻求解救之道的深情呼唤。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关于《出警》的授奖词所说:“弋舟的《出警》体现着对心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不回避人性的幽暗和荒凉,更以执著的耐心求证着责任和疗救。在急剧扩张的城市边缘,在喧嚣的人群中,被遗忘的也被守望着,令人战栗的冷被一盏灯不懈地寻找、照亮。”也正如作者自己在获奖词中所言:“写作《出警》,我只是想忠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实相去解释自身,让小说家的笔驱散那些“社会性”纷纭的表象。我知道,惟有在这样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为人的本意,才能犹如摩挲硬币的两面一般,去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也许就此,我写作的姿势将更多地去尝试让两根手指共同地捻动,去磨亮硬币的两面。”这可谓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夫子自道。

  其次,我想谈关于警察这一社会性的职业。

  作品中,在“我”的徒弟警校毕业生小吕的心目中,警察就该是神探,破大案,捕顽凶,除暴安良,跟打狗赶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作为师傅的“我”已经不做英雄梦了,我做的恰恰是一些“打狗赶鸡”的工作,这说明改变人的认识的是无情的岁月,也说明了“我”对工作对生命的真正成熟和理解。正如作者说,“我”的工作,“它们正在改变那些赋予你生活意义的重要信念。”但也正是这种改变,却使我有机会真正理解了生活的真相和本质。

  由这一话题延伸开去,顺便我想说一说我对于警察职业与作家身份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警察作为一种职业,通过他的日常工作——而未必都是惊天动地的工作,正如作品中所言“谁都可以指挥我们,都是一些跑腿的工作”——照射的是时代的一个个横断面,发现的却是一颗颗的人心和一种种的人性。“我”的工作就可以从这样的意义上来审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警察工作所面临的一切发生在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正是为深化人们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复杂认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以供人们对其进行深入的解剖和挖掘,而这不正是文学所千呼万唤的宝藏吗?从这一意义而言,警察职业与作家身份之间,是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警察就像医生一样,他(她)是一种能够透过其职业看透人心的职业,所以这就为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深广的人性世界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职业探索机缘,从而在客观上助力作家创作出真正有宽度深度和温度的作品,也才能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告诉人们什么是社会生活和人性中真正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因为,人们可能见过真实的东西,却未必见过真正的东西。而作家的创作就是要告诉人们既真实而又真正的东西。这正是作为作家的警察职业的意义之所在。

  弋舟先生是一位小说家,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从警的人生经历,他写出了精警深邃的警察生活眼中的人性世界。我坚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与警察职业相关的作家,一定也能创够作出精彩的人性世界。我想,这也是包括我等在内的众多读者的期待。

 

  陈红星简介:笔名秦直道,陕西旬邑人,现任教于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奎屯市作协主席,奎屯市文联委员。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及文学理论等数百篇作品发表于中国ope体育电竞app、《文艺报》等媒体和刊物。已出版散文集《一棵树给人的荣耀》和学术著作《独开水道也风流——陈忠实文学思想探微》。

 

  写读人性中的真善美

  关中牛

  每一个小说作者都在笔下寻找自己人物里的“那一个”,却往往忽视了烟火里的众生原本就站立在你的面前而不自知。只有仔细观察,精心反刍,才有可能提炼出一个个鲜活的近乎于逼真的人物。也就是说,小说人物必须是作者身边的真实生活里存在的被他发现的某一同类人物的重影,最终被赋予某种使命出现在小说中一个全新的“真”人尔。

  人物贵真,语言贵奇,这是每一个小说作者的毕生追求。而这个“真”,却是最难做到的基本功之一。

  《出警》里有三个警察,老郭,我,小吕。三个老少爷们,因了阅历和年龄的不同和作者着墨的轻重有别,面目或精雕细刻或轻描淡写,都站立在了读者面前。黑瘦的老郭烟盒里时常收掇人着别人敬来的烟,穿着一身警服咋看还是个邋遢大爷;青春的小吕慌慌忙忙地谈着恋爱,把当警察跟送外卖一样仅仅当成个混饭职业;“我”时不时惦记着家里需要送饭的老娘,不觉一段年月过去,从徒弟熬成了师父,一副被生活消磨得视乎毫无棱角的中年人形象。正是这三个人无一丝寻常印象中的那种高大形象的片警,整天干着一些婆婆妈妈的零碎事儿。按照一般阅读想象,他们无论如何在一篇小说里都闹不出多么大的动静来。即便在生活中,此类师徒三个的形象,我们随便进到某一个基层派出所,绝对一抓就是一大把。然而,他们却在弋舟的笔下鲜活得令人起敬,且栩栩如生。包括那个辖区内的“重点人口”老奎,还有一个到处诬告邻居的老教授,居然还都坏得让人过目难忘。

  这一切,全都凸显了一个真字。

  再则,作者必须有一颗怜悯天下苍生的善心,走进人物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才会演绎出感人的善行,活在灵动的文字里。

  倒不是因为渭南小说界100期要评讲《出警》这篇小说,我才硬着头皮往下看的。而是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都透着作者的善意,而且通过自己的人物演绎出了人性中的善行,让人不能一目十行地去草草领略使然。

  在一个惜墨如金的短篇里,作者居然在开篇敢于洋洋洒洒的不吝字数地赘叙,完全相信读者的自我判断而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引导让其不断品读,这种把自己完全放心地交给了自己的读者的作为首先很有自信。这不但是一个成熟作家具有的写作自负,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种布道者宏达内心的从容渲染。基于这种信任,也拉近了文字和读者的距离。果然,几个小段落过后,让人心惊起来。

  作者在交代“坏人”老奎时是这么写的——“老奎应该比老郭大个二十多岁,但除了腿脚没老郭利索,背驼得厉害,看上去两个人没多大差别”。作为“我”的师父,一个令人肃然起敬(或者相当讨厌)的老警察,怎么说也不能跟一个街痞老混混“没有多大差别”吧?作者就是这么写的,读者却不一定这么去想。也就这一句,便让读者认可了“我”的做人。一下子,站起来了两个人物。

  我们时常在写作中提醒自己,一定关照自己笔下的人物,弋舟在这一点上比我们想得更多,也做得要高明。《出警》通篇的叙述中,“好人”和“坏人”都是人,你没有看到一丁点作者急于表白的好恶倾向。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见老奎时,对方像看孙子似地剜了“我”一眼,这个并不年轻的警察并没有像我们理解的一般警察那样盛气凌人,或者对这些个社会渣滓产生一丝恶意流露,竟然只调皮的告诉大家真相——老奎莫孙子,只是个鳏寡老头而已。

  一直到小说最后,作者已经交代了老奎多次要自首的缘由,还有那个屡屡诬告邻居制造毒品的楼下老头的坦白,直到此刻,作者才蹦出“孤独”这个字眼和读者交流,终于让每一个人都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怅怅地吐了一口气。

  小说固然要具有时代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单单是浅显的认知。当然,也不是那种对人类社会丑恶现象简单或深刻的批判,而应当包含人类对自身认知的不断反思。这个过程,有赖于应用小说的功能去完成。既有作者的精心提示,也有读者的静心反刍。这种批判,更应看做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自我发现之后对生活做出的新的评语。只有站在这个认知高度上,才能写出好的小说,也才算读懂了小说。

  《出警》里边的人物,已经不单单是让读者去区分人的好或坏,而是一次对自身生存的深刻自省。最浅显的发问——我们如果是那个老警察,是否对自己工作中需要关照的“重点人口”能像他一样那么平等地去对待呢?譬如,接过对方那支吐了口水粘结的烟卷并毫不犹豫地点燃?

  高尚的作者创作出的小说人物,真的能让读者也一起高尚起来!

  最后,还得啰嗦地说说一篇小说的美感造就这个老掉牙的话题。

  首先,一篇小说的语言要美,这是必须的。第二,旋律要美。我觉得这个音乐名词借用到小说创作更有完美的包容。一个好的主题,美的故事情节,恰当的人物安插,给予读者有某种现场感,这就是美。其次,放下小说文字,还能留给读者不断地反思,大有余音绕梁的韵味如鲠在喉,这何尝不是一种最终获得的大美?

  且不说老郭这个老警察读来让人肃然起敬,即便老奎这个生活中的边缘人物可能令人生厌,可在小说中的比衬中,依然起到了扶持红花的“绿叶”作用,这或者就是文学的极美境界吧。

 

  关中牛简介:著有长篇小说《半阁城》(上下部),荣获渭南市五个一优秀作品奖、第二届杜鹏程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藏》入围第三届杜鹏程文学奖。现任陕西编剧协会理事,渭南市作协副主席兼小说创作指导委员会主任。

 

  围绕弋舟短篇小说《出警》的杂谈

  野水

  弋舟无疑是一位很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孤独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他很多小说要表达的主题元素。

  《出警》这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无疑也是弋舟孤独主题小说的后续延伸。不同的是,有别于刘晓东系列的中年孤独,《出警》塑造了一个社会底层“老混混”的晚年孤独形象——老奎,还有与之对应的老对手——因患喉癌即将退休的片警老郭,从庸常和俗世来讲,他们都是晚年孤独的人,尽管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但他们居然有一种近乎完美的“邻里关照”的互懂和默契。老郭不顾自己身体的隐患,坚持每周看望一次老奎,更要求徒弟“我”一周看望一次老奎。“我”由初期对老奎的抵触和讨厌,最后变成和师傅老郭一样关注老奎的生活。“我”的徒弟小吕,也由一个血气方刚梦想侦破大案要案的年轻警察,蜕变为在繁琐冗常的小事中习惯基层片警的杂乱工作,他们日常走过的路,是一条纷乱的行迹。至此,小说由叙述几个老年人(老奎、老郭、老校长、甚至我的母亲)的孤独生活,以及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起始,到最后传递出一种普世价值——关爱的薪火传承。

  时空穿梭。个人觉得,弋舟很擅长将过去完成时、甚至过去进行时与现在进行时的事件进行穿插交替叙述,在穿插中行进故事,做到了无缝衔接。《出警》一开始,派出所门口闪烁的警灯,对面超市门口在儿歌声中前后摇晃的投币木马等元素,在文末又一次出现,令人感到基层民警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平凡的圆环(岗位)上寂寞行走。这让我想起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南门,“在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小说结尾,又回到南门。小说就是在那种闭环型的结构里行进,最后回到原点,这是我的一点理解。当然也可能是作者的无意识行为,仅仅是故事行进的必要性而已。

  具象与意象。意象描写是小说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一方面,意象与人物的心境和情感有一种呼应关系,能够展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同一意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能够牵动和引致人物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心态,从而凸现人物的鲜明个性。简而言之,这种象征和隐喻的意味不但能够丰富场景,丰满故事,还能突出和强化主题思想。

  我在读弋舟发表在2016年第5期《收获》上的短篇小说《随园》时,发现“皑皑雪山”,反复出现多次,前边的一句话“执黑五目半胜”也出现几次,更是在小说的最后一句再次貌似突兀地出现了。不管是在躺在戈壁滩上的身体放纵,还是千里迢迢去探视启蒙“我”的身体与精神的明清文学老师薛子仪的路上,“我”都看见了远处祁连山的皑皑白雪。雪山固然是一种具象的物体,但我认为弋舟是把它作为意象的。我曾经当面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未置可否(是否狡黠?未知)。如果说第一次的看见,是“我”人生的生命希望的话,那最后探视薛子仪时内心的坍塌与远处的纯净的雪峰又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至此,尽管“我”的身体脏成了一滩污浊的水,但内心依旧伫立着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坚守着远处貌似遥不可及的一道纯净雪线。“我”的内心要真正开始洗涤了。而那一句“执黑五目半胜”更是“我”内心要说的一句壮语,显示了“我”——杨洁终于走出了内心藩篱的决心。

  同理,在《出警》里,老郭手里的老式铝制烟盒,以及老郭与老奎相对无言互递香烟的动作描写,也都是在用具象化的物件转化为读者心中理解的意象。这种意象会加深读者对人物性格特点的理解和感知,更会加强人物的形象表现。递烟的动作、扔烟蒂、踩踏烟蒂的动作描写,都会传递一种浓烈的信息,也是老奎生存常态和人性恶狠的映射。与烟有关的物具和使用物具的动作,对小说的整体表达起到了“互文”的修辞效果。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弋舟小说的语言叙述风格多变。我记得汪曾祺先生说,一个成熟的作家要掌握几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小说如果要在整篇里“运营”出一种或平民化、或诗意化的氛围,就要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我在读《随园》和弋舟发表在《野草》杂志2020年第2期《人类的算法》时,觉得他的这几个小说叙述语言风格各有不同。《出警》的语言较为平实自然,好懂。而《随园》颇有艺术感和跳跃性,第一遍不好懂,不知道他具体要表达什么,意向要指向哪里。及至读过第二遍以后,大呼高明,而且艺术性高,我猜想他是针对不同的故事人物设置了不同的叙述语言。《出警》里的基层片警老郭,混混老奎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而《随园》里的“随园”本身就是一个风花雪月的理想塔楼。杨洁与老师薛子仪、流浪诗人老王以及那些同学都是“玩艺术”的人,在语言风格的设置上,可能就偏向艺术一些、微妙一些,甚至晦涩一些吧,这可能是《随园》的叙述语言不好读懂的原因——我的理解。

  弋舟小说可谈、可借鉴的地方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作为一个专业读者的感受。不到之处,弋舟老弟包涵。

  谢谢大家!

 

  野水简介:编辑,撰稿人。历任能源行业杂志主编,文学杂志编辑,科技文化公司图书策划编辑、主编,文艺出版社编辑,影视传播公司策划总监等职。参编(编著)文学类、教培类和社科类图书多部;出版散文集《旧物时光》。辞赋、小说、散文,纪实和评论等体裁作品散见于《延河》《山东文学》《当代小说》等杂志或网站。曾获第27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第二届河南奔流文学奖、第三届杜鹏程文学奖。

 

  《出警》里的“烟火”味儿

  王炜

  《出警》是弋舟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

  老郭是片警,老奎是片警重点“关照”的辖区的“重点人口”,这两人都抽烟。整篇小说有53处写到了烟。抽烟这样的平常事态,被作者捕捉并着笔描写,构建了一种特殊的物象,使得《出警》有了非同一般的烟火味儿。  

  老郭是“我”的师父,因喉癌提前病退,也将不久于人世。是烟伴着老郭出场的——老郭烟瘾大,满世界禁烟,所里也禁烟,但老郭一忙就忘,一不小心嘴里就叼上了烟,被所长撞上了,挨批评还罚款。烟像是老郭的口粮,断然少不得,老郭便做贼似的,在所里偷摸着抽烟,度日如年。这段对老郭抽烟的叙写,对后文“烟来烟往”的情节架构,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读者在第一遍阅读时,往往会忽略。

  接下来,仍然写老郭和烟:一个片警,跟谁都熟,见面都相互让烟,这一点妇孺皆知。就连不抽烟的人,也会给老郭让一根皱巴巴的烟——像是专门为他准备了几天的烟。老郭把别人让给他的烟,都装进了一个铝制烟盒里,老郭让给别人的烟,绝对是他自己的烟,而不是别人给他的烟。作者这样写到:

  这里面就有了原则和讲究,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从警之道。我觉得,我就是从这种你来我往的让烟里,开始领悟做一个警察的真谛。

  稀松平常的抽烟行为,一下子被作者提升到了“德行”和“为警之道”的层面,一个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业务能力超强的片警形象跃然纸上。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知道老郭陪老奎在家抽过多少次烟。我接手老郭的工作,第一次老郭带“我”去老奎家“认人”。老郭和老奎两人对坐在被烟熏得四壁焦黄的客厅里,彼此互不搭理,都埋着头使劲抽烟。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言语交流,这让“我”误以为他俩是亲戚,彼此习惯了只抽烟不说话。这其实是老郭和老奎之间独特的“沟通”方式。有了这个“烟火”场景,“孤单”的小说主题在此埋下了种子。作者做了特别交代:

  烟是老奎自己卷的。他把烟丝铺在两指宽的报纸上,搓成棒,用舌头舔一遍,递给老郭。老郭接了,点上,反手也给他递根自己的烟。……老郭基本上每周都会带着我上老奎家转一趟。有时候巡逻遛到了老奎家楼下,他也要上去歇个脚。我猜老奎沾着唾沫卷出的烟,挺对我师父的口味。

  可以看出,老郭对老奎的唾沫烟卷,是没有丝毫的忌讳的。两人之间的“烟火”味儿更是别有味道,烟来烟往的这些交往细节,把师父老郭这个片警的“亲民”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当然,老奎抽烟也有说话的时候:“早知道当年把人弄死算毬了,活着就是受罪么!”

  老奎曾故意杀人,致人残疾,被判了十八年。时隔多年,还能放出这种狠话。对于老奎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作者是这样写的:

  老奎说完扔了手里的烟卷,伸出穿着懒汉鞋的脚使劲蹍。旁边就有烟缸,可他故意这么干,说明他是意欲摆出一个凶狠的态度。

  这时候的老郭,听了老奎的狠话,递了根烟过去。这里仍然是在写烟——给老奎递烟。做为片警,按常规老郭应该“恩威并济”训诫这个“老混混”,但老郭并没有那样做。递上烟后,老郭和老奎聊医保、天气和附近即将拆迁的居民楼。老郭平时话并不多,“他有一出没一出地说,老奎有一句没一句地听。说什么可能也不重要,就是有人说话有人听。这样的场景描写,着笔清淡,却意味深长,“孤单”的小说主题萌芽了。

  老郭跟老奎东拉西扯了半天,临走还给他扔下半包烟。这半包烟,意味更是深长:它是老郭“陪伴”老奎的一个延续;更是一个老片警对一个“老混混”一片“真情”的延续;也是老奎排遣“孤单”的一个延续;或许,它还是孤单时空中长久抚慰老奎凶狠心理的一个延续……虽是半包烟,却“延续”给人无限的温情。

  后来,师父老郭交代“我”没事多去看看老奎。“我”因为不抽烟,跟老奎没法坐一块儿。老郭跟他坐一块儿,即使没话,也是心照不宣和意味深长。“我”跟他可没什么默契。老奎干脆连句狠话也不给“我”撂。老奎这样的狠角色,到底是怎样被师父老郭驯服了的,作者并没有交待。片区里鸡零狗碎的小案件、小纠纷,老郭处理起来就是烟来烟往,举重若轻,可是让“我”来,却是疲于奔命的。这就是老郭“烟火”中的为警之道。

  起先,老奎报假案,“我”批评他。“他就那么听着,过了会儿,开始卷烟。卷好后,下意识地给我递过来。我猜他把我当成老郭了。递烟的手在半空有个停顿,随即他醒悟过来,缩回去塞到了自己嘴里。点火,手哆哆嗦嗦,看着让人着急。”“我”问他话,他不吭声,只顾埋头抽烟。从开始卷烟、递烟到埋头抽烟,这种“烟火”里沉默,似乎集聚着巨大的狠劲。

  老奎闹腾升级,自首说自己卖了女儿,赖在所里要求抓捕他。情急之下,“我”搬来了师父。一见到老郭,老奎一下子蔫了。“老郭只给他递了根烟,他就像条老狗似的,佝背塌腰地跟着老郭走了。”又是一根烟就解决了问题。真就那么简单吗,还是两人彼此相知相惜的真诚的人性之光?我们不得而知。老郭这个老片警,在一根烟的烟火里,到底有着多么高深的“道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空间。

  再后来,老郭叫我送老奎去养老院。“我”到老奎家时,老奎和老郭等在楼下了,两个老头都在蹲着抽烟。老郭得病后已经戒了烟,他仍然做样子陪老奎抽烟,他仍跟老奎打成一片。到养老院了,老奎却不进去,师父也不劝,自己蹒跚着进去找人办手续。这时候,老奎从口袋里拿出只铝烟盒——这是师父的烟盒,是他送给老奎的。老奎用它装烟丝,“我”觉着这并不实用。“它更像是个装饰品或者是纪念物”,因为老奎已经瘦成了一片纸,他和喉癌也已经死磕到了最后时刻。这个小小的铝烟盒,在两人之间又传递了人世间怎样的烟火味儿呢?

  小说最后一次写到老奎和烟:那一刻,老奎开始卷烟,抽烟,眼睛空洞地望出去,像是曾经望着滔滔的江水。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老奎——为啥要在一把年纪了的时候想到来自首?老奎不搭理我,抽他的烟,望他的水……

  “就是孤单么,想跟人说话。”冷不丁,老奎来了这么一句。

  老奎的回答,让小说主题得以引爆,炸得读者心头鲜血淋漓,顷刻间能让人泪奔。

  通览全篇,香烟做为一种特殊的物象,它氤氲在小说中的“烟火”味儿很是耐人寻味。这种烟来烟往的人际交往的热呼或者深沉的味儿,也是作品不可或缺的真味儿、善味儿和美味儿。假使删掉这些文字,作品定然显得冰冷无味,黯然失色。

 

  王炜简介:王炜,陕西乾县人,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国内60余家报刊杂志。创编有又火文字工作室、“西北作家”公众平台。

 

  弋舟答李培战问

 

  李培战:弋舟老师,您好!很荣幸能借此机会向您请教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目前以散文写作为主,但内心又十分渴望能写短篇小说。我要请教的是,目前的散文写作对以后小说创作有帮助吗?若有,具体有哪些?另外,要创作出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作者应具备哪些必要条件?谢谢您!

  弋舟:首先,跟大家问声好。“渭南小说界”的文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用这种方式跟大家交流,只是对使用这种方式我没什么经验,但是非常高兴,刚才认真听了冯捷老师,野水兄的分享。我刚刚才知道这期是咱们“渭南小说界”的百期活动,在此表示祝贺!

  培战的问题很好。我觉得哪怕你是一个建筑师,也不妨碍去创作文学,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文学前辈,卡夫卡是保险公司的职员,但是也没因职业影响他创作伟大的小说。其实,散文和小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那就是都用语言来表达。

  至于说如何创作出比较成熟的小说,我觉得应该从小说的技术层面展开,不过,在这个方法论之前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世界观指导了方法论。作为一个作家,在世界观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我相信应该是有别于他人的。看待世界的角度,理解世界的心情,这个可能是把作家和非作家区别开来的根本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会带动你形成一套描述世界的方法,当然方法本身又是可以经过专门训练的,这点上我倒是也不排斥。因为所谓创意写作这门课程很多大学都在开展,那就说明在技术层面上写作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样,至少是我的一个认知,就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是居于优先位置的。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没有?好,谢谢!

 

  李培战简介:80后,富平人。职业教师,业余作者。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渭南市、西安市作协会员。《陕西文谭网》主编,《渭南日报》签约作者。作品见《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报刊和网络媒体。

 

 

  弋舟答张娟问

 

  张娟:弋舟老师您好,能有机会和您这样的大家互动,感觉十分兴奋。我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

  第一个问题:一般写警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从案件本身入手来写的。您另辟蹊径,从片警琐碎的日常工作入手,笔触探入了人物灵魂层面,深挖世道和人心的同时,塑造出了几位令人折服的人物形象。请您从叙事技巧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小说家谋篇布局时的设置。

  第二个问题:人们常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太平实,显得没有文采,炫文词又会显得不够凝练。评论家说您的作品“文字漂亮,叙事洗练,拧不出一滴多余的水”,请您就文学语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把控文词修饰的度。

  弋舟:谢谢张娟老师,刚刚红星兄讲的时候我也认真听了,我觉得他对我是有启发的。张娟老师问到的,就是说惯常当中我们要去描写警察生活,套路可能会向警匪片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很重要,刚才红星兄就把警察职业和作家职业两相对照了一下,反应的也是世界观的问题。

  真实生活中的警察,他的职业荣誉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年轻警察入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想象,要去破大案,抓住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这就像我们提起笔来从事文学写作一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对于自己向往生活的夸大其词。其实在精神层面上人和人没有太大差别,职业和职业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鸿沟。做警察你能做一个到位的好警察的话,写小说也大致能够成为达标的小说家。

  就是说,当我们看那几位老警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警察的时候,可能他们反而兑现了警察这个职业的要义。所以,要是见到哪个人太像作家的话,一定要给他打个问号,这个人可能距离作家还有点儿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可能多少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警察为什么没有那么(更像警察)去设置,因为我觉得这至少是我对人本身的理解,站在一个我认为的真实的人性的层面上去认知人的本质。

  至于语言,当然是可以训练的,多阅读,多写作,这肯定是一个训练的办法。但是我还是认为,有着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着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那种冗长的、浮夸的,很花哨的表达,是提起笔来的这个人可能误解了作家的本意,他可能非常有限地认为,写一点儿好词好句就是一个作家了。

  参与今天这种交流方式我确实是第一次,害怕有点儿掌握不好,说够60秒就要跳。但是我还是想,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还能有这么大的兴趣聚在一起聊文学,我还是很真诚的想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当然也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张娟简介: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特聘作家,陕西省编剧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渭南诗词学会会员,临渭区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言官杨爵》。

 

  弋舟总结感言

  大家好!

  肯定不是总结感言,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听下来了。我现在打开了电视,但是关了静音。电视里肯定还是跟疫情有关的消息,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

  其实我觉得节目里边就有着某种隐喻的特征,世界如此轰轰烈烈,我们还在这里真诚的讨论文学,过着属于人的精神生活。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个人的精神生活建立好,这个世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慌乱了。

  前边几位,关中牛兄说的那几点,我觉得非常符合我对文学的理解,其实回到最朴素的立场上就叫做真善美。我们常常把真善美挂在口头上,但是,是否把真善美兑现在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可一旦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对照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和真善美之间还存在距离。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话,一定会对假大空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我跟喜乐其实应该不能算是很熟,我当这届柳奖评委的时候,读了喜乐几篇短篇小说,我真是觉得非常好,但是很遗憾他没能获奖。获奖不意味着一切,我其实是非常看好喜乐的创作。

  仵埂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先生和兄长,就像他说的,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仵埂老师说的,我觉得甚至让我无话可说。他对于现代性的阐释,说到了一个要义,就是对人的重视,对人的重视是和人的平等性可以划上等号的。

  我们既往的文学,甚至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取得了璀璨的文学成就。但是从精神向度上来说,比如塑造英雄主义,这当然很鼓舞人,也是人需要的精神向往。但是就我理解,把人刻画出具有非人的某种力量的时候,一定都是在非常态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时期就要塑造英雄来激励大家,但是我还是希望人间越来越趋向正常化。

  我有时候甚至会想,当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里塑造出了那种甚至需要我们去膜拜的光辉形象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另外的风险,就是当过度崇拜某些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被那个东西所践踏。同样,一旦我们成为英雄角色的时候,就有了践踏别人的风险。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世界观,不去仰视他人,就不会轻易蔑视他人。

  在具体的小说当中,警察也罢,在一定意义上有人格缺陷的角色也罢,其实遭际大致都差不多,都面对着人的基本的艰难。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夜晚要进行这样的交流?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人有一种存在感需要,这当然很正当。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有效交流呢?有效交流就是不要被陈辞滥调,不要被一个个好像不证自明的观念绑架。诚恳地拿出自己,即便是一个有限的自己,可能这是一个人精神向度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自我人格的要求,但是回过头来,这些精神向度和人格要求就会呈现在你的书写当中。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头,我不要求警察一定要当电视剧中的破案英雄,那种勇武的不怕生,不怕死的警察,抛家舍业扑在工作上,我也不渴望这样的英雄。在生活环境当中,有权力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能够平视他,因为我不会把他想象成具有比我更优越的道德观或者更有力量的人格,在这个基础上,至少我对权利不会过于惊恐。恰恰是我不惊恐权力,所以才对门口的保安,不会用俯视的视角观察。还是那句话,你总去抬头看什么,一定就会低头瞅什么。这就回应了仵埂老师刚才讲的现代性,我觉得这个现代性除了一些破碎的或者是恍惚的技术上的一些具体特征外,还有一个就是回到正常状态下人对人的基本平视。在这个平视当中,作为作家,一定不会高于所塑造的人物,也不会高于读者。

  说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的人格,落实在这样的基本面上,难度还是很大的。包括仵埂老师说我对物象的运用,这里边儿还是有一种无差别眼光的问题,观察日常当中的一个个生命,就是具体的一个个物件,它都和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生活本身,和我们的生命构成了微妙的平衡。

  这就是一个人的整体感,作为个体生命,我觉得即便不从事写作,就是干任何行当,只要在生命的事实当中,都要相对地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世界观。

  跟大家聊一聊,还想向大家致敬,在这样一个夜晚,在世界轰轰烈烈的时候,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聊文学。如果我们陕西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精神生活的热爱者,我相信对文学事业一定会有莫大的支撑。好了,谢谢大家!(张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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